回想起63年前，在日寇飞机频繁轰炸的情况下，我同几个战区流亡的同学，离乡背井，千里跋涉，跑到战时的政治文化中心-----山城重庆。有幸考入门槛最高、向往已久的国立中央大学。不仅实现了继续读书的愿望，而且觅得了栖身果腹的地方。当时战区流亡学生进了中大，可以享受名为贷金、实属公费的优惠待遇，解决面临的生活问题。抗战胜利后，学校迁返南京。在毕业即失业，苦于谋生无门的那个时代，有幸被留在母校，担任教学工作，直到离休，至今未曾变动。几十年来，读于斯，教于斯，耕耘、养息于斯，平平淡淡，在此只是谈谈自己在母校生活的一些片段和感受。
入学后，新生在柏溪分校受到的爱校爱国教育的第一课，是冯泽芳院长以家庭尊长的亲切口吻，向大家介绍学校的历史和概况：母校创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在北极阁前兴办的三江师范学堂。以后历经两江优级师范、南京高等师范、东南大学、第四中山大学，直至中央大学。一脉相传，源流清晰。再往前推，可以追溯到东吴永安元年（258年）景帝孙休下诏设立的五经博士，命令文武官员子弟读书学习。至明永乐年间，国学最盛时，学生达到9972人。学校历史之悠久，规模之宏大，“方之世界大学史，实可抗衡而无愧色”[1]。当时学校的规模，也是全国最大，唯一达到8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[2]。其中的农学院也有8个学系。
谈到学校规模，正如一个农业经营单位，应有一个适度规模，以便合理利用人力及其他资源。可是在80年代后期，据说有个规定：一个导师一次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。有一次我校20多位博士生导师，只有我和另一位导师共计招进了两名，显然是很大的资源浪费。何况有些导师，已经年迈。为此我曾在省政协会上提出建议，并写出提案，请求改变这种不利于培养高层次农业人才的状况。那时可以培养博士生的学校还不多，不能同目前各处大量招研的盛况相比。我所以这样冒昧地做，也是出于对母校教育事业的关怀。当然，不能为求数量而降低要求，影响质量。过去中大是以严著称的，宁缺毋滥是招收新生信守的原则。我投考那年，报考的有两万多人，只录取一千来人，就是一例。师资的聘用，也是按照同样原则，须经聘任委员会讨论通过，才能聘用。这样自然就保证了师资的质量。因此，得以亲炙名师受教，感到非常荣幸。那时我常偷空旁听其他院系老师的课程，并且争取机会聆听著名学者的讲演。其中有一次，刚从集中营出来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，在挤满听众的大礼堂，狠批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新公司法。指出该法如何站在大资产阶级立场，损害广大平民百姓的利益。激昂慷慨，无所顾忌，至今印象还很清晰。这也可以看出当时沙坪坝上“嘉陵江上开新局，劫火频催气益遒”[3]的另一种景象。
最近我们在宁的一些校友，编写出版的两册中大名师传略，定名为《南雍骊珠》，意为上承历代国学遗绪，探求江南学海精英。收录40年代前后在母校任教的教授192人。都是学术界成绩卓著的学者专家和很有声望的著名人士。目的是为了缅怀前贤，启迪后学，搜集、保存一些尚未湮没的校史资料，也算尽了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一点职责。书中农学院的有邹秉文、金善宝、冯泽芳、邹钟琳、曾勉、王栋、罗清生、梁希、张德粹等23人。1952年经过院系调整，金陵大学农学院并入母校后，又增加了一批农学界的著名人士如谢家声、过探先、章之汶、孙文郁、靳自重、裴义理等。
母校的图书、仪器、设备，在搬迁时保存得也最完整，没有遭受损失。连畜牧系的良种畜牧也不远千里赶牵了出来。这应归功于罗家伦校长的正确决策，预见到抗日战争的长期性，一劳永逸地迁校到重庆，免于再次搬迁的意外损失。
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，由于中大始终位于国民党政府的心脏所在地，无形中成为全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。并且居于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位。从抗战胜利后1946年的“一•二五”重庆大游行，到1949年的南京“四•一”血案，都发轫于中央大学。如同20年代北洋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，也涌现出一批学生运动的领军人物。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47年的“五•二〇”运动，波及全国各大城市。形成国民党后院起火的第二条战线，对他造成两面夹攻之势。这同吴有训校长的领导思想和管理作风是分不开的。正是这个原因，事后在吴校长被借故派送出国开会以后，受他重用的农经系教授、大家爱戴的刘庆云老师的领导职务也被撤换，学生自治会常务委员会执行主席黄鹤祯同学被勒令退学。意想不到，一年多后，同大家断了音信的黄鹤祯、却作为进步青年的代表，同一大批民主人士，如沈钧儒、郭沫若等，应周恩来同志的邀请，一道从香港秘密乘船，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，共商建国大计。并同到会的我校著名教授梁希和潘菽老师见了面。建国后，梁希担任了首任林业部长，校长吴有训受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农学院长金善宝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，黄鹤祯也被委以青年的组织领导工作。母校当时的影响和地位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今年是“五•二〇”运动60周年，我已写信约黄鹤祯为《中大南京校友会简讯》纪念专刊写稿，并回母校来参加纪念活动，不知他的身体状况，能否经受旅途劳顿。我曾在一首诗中回忆“五•二〇”运动：“难忘当年五•二〇，石城鼎沸响雷霆；游行旗揭反饥饿，请愿群呼息内争；沪汉平津相继起，警军宪特闻声惊；书生爱国归何罪，竟然兴师动甲兵。”大致反映了运动始末的情况。
南京解放前夕，有一段决定母校命运的斗争，大部分人都主张学校留在南京，迎接解放。而少数当权者却要迁校到南方去，并到闽广一带寻找地址。由青年教师组成的校友联谊会，联合工友们积极进行反迁校的具体行动。当时农经系的图书资料和重要设备，我和工友同志，只是动手整理掩盖一下，拒绝装进发下来准备装运的木箱。不久果然迎来解放军的顺利入城，学校没有遭受损失。由此想到“文革”期间系里珍存的许多资料，在面临存废的关键时刻，难得幸运地保存下来，也是母校的一大幸事。岂知这些正是老校的优势所在，后来北京有人来借阅这些全国仅有的资料，就是例证。
“文革”过后，农业经济学科遇到一个从头建设的问题。最重要的任务是，采取各校大协作的方式，编写一套适用教材。我校接受的任务之一，是让我牵头，担任主编，完成主科教材《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》的编写任务。为此受农业部的委托，组织5所兄弟院校合作，协作完成这本通称为统编教材的编写任务。1978年末，在首次广州讨论教材大纲的会上，我曾提出：希望编出一本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征的经营管理学适用教材。因为在此以前，40年代的教材是欧美模式，50年代是苏联框架，60年代是大跃进以后超时代的农村人民公社形式。过去编写的这些材料，也就算完成了历史任务。这次编写，应该有个新的面貌才是。这本书经几十所兄弟院校参加讨论试用，终于1985年正式出版。以后曾多次再版，并被评为优秀教材。此后，我曾写了一篇《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经营管理科学》，谈到编写教材的切身体会。过去多年疲于奔命编写的几本教材，权且看作社会历史变迁的遗痕。
此后，按照国家教委计划，我们几位同志接着编写管理学原理这一门新增的专业主修课教材。这时我对管理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作了探讨。例如，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关于管理二重性学说，曾经提出自己的意见，同流行的解释进行商榷。并且查考原著，发现这种误解是由语法结构在翻译时不够准确造成的。又如，管理的职能究竟有哪些内容。众说纷纭，各家有所不同。根据在国内外农村所见实际情况，相互对比，认为不能全搬西方管理学的内容，除了指挥、监督、组织、调节、计划、控制等等之外，还应把服务和教育列入管理职能之中。特别在我国，古代作为管理者的地方官员，长期把“治民”视为“牧民”的陈旧观念，尚待彻底清除的情况下，是具有一定意义的，并且由此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所应具有的特征。
由于同志们多次集体讨论、合作编写教材的共同需要，大家要求成立一个协会组织，定名为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研究会，定期开会，交流经验，讨论问题，互相学习，共同提高。这就把研讨的任务和要求，跨进了一大步。自己担负的责任，也成倍地增加了。从80年代初开始，到我移交职务为止，前后召开了15次研讨会。还先后办了教学人员和经营管理干部培训班。收到了预期的良好效果。为此我们教研组曾被评为集体优秀单位，受到表扬，得了奖状。自然也为母校争得了荣誉。
以此为开端，参加了一些与母校对外影响有关的学术活动。先是应邀参加筹建全国农村合作经济研究会，并被推为副理事长。接着参加几次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会，并被推为社会主义农业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理事长。得到交流信息的机会。1984年又代表中国农学会到印度管理学院出席亚洲农村发展会议。得机更广泛地了解国门外面的一些情况。也介绍了我国发展小城镇的经验。此外，还翻译了有关资料，并应农业部及有关部门的约请，参加其他一些学术活动。回顾过去，所以能够取得这些学习、研究和提高的机会，显然都是和母校的地位和声誉分不开的。另一例是，原定立足于集中上海学术教育界的力量，编纂解放后第一部大型工具书《辞海》的工作，却将其中的农业部分交给我校来承担。因此，从50年代末开始，农业经济分支的编纂任务，就交给我来负责。为此，被邀到上海参加部门经济编审组，集中半年多的时间，完成了初版“未定稿”。以后每10年修订一次，至今还未能卸下此项任务，目前正在进行2009年版的增补和修改工作。由此牵引出其他工具书的编纂任务。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《经济大辞典》，商务印书馆的《政治经济学辞典》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《经济与管理大辞典》和《经济社会管理知识全书》、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、《中国农业百科全书》以及方志出版社的《南京社会科学志》等书，相继来信要求参加编写，或负责有关部分的编审工作。同时也写了一些介绍编写心得的文章。如：《浅议专科词典的编纂》、《谈专科性百科全书的结构大纲》、《试评“干热风”》、《解剖一个辞海人物条目》等四个试写条目，虽无多大价值，却是谨遵母校“诚朴”校训，有感而发的。正如前年我在座谈会上所作“正本、正源、正名”的发言，希望对母校的教育事业有所帮助。在此以一首旧作，作为此文的结束，并愿与同志们共勉。《寻踪忆旧杂诗之八——卫岗》：“面对钟山虎姿雄，楼浮云海驰艋艟；风涛几度锚抛下，摆正罗盘破浪行。”由此想起，母校50年代由丁家桥迁到卫岗时，准备增建教学楼，而设计却很简陋，难与主楼相匹配。我曾冒昧写信给原航空学院设计该主楼的杨廷宝教授，请他提出指导意见，建议我校更改楼房设计，以便与东郊风景区的建筑协调一致。蒙他亲自回信告知，政策改变，要求厉行节约，恐难奏效。结果如其所料，未能挽回定局，只是将砖材提高等级而已。该主楼的外观，据说凌空俯视，有如飞机，远看却像艨艟巨舰。属于建国后早期设计水平很高的稀有建筑。不过与近年新建的楼宇相比，则又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注：原葆民，河南温县人，1925年2月生， 1948年从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之后，历任中央大学、南京大学、南京农学院讲师、副教授，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及博士生导师，1995年3月离休。本文写于2007年。
注：
[1]《校史》《国立中央大学三六级毕业纪念册》第1页。
[2]《南京农业大学史》第42页。
[3]罗家伦：《中央大学校庆感赋》《中大校友百年诗词选》第3页。
